We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is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y to reimagine our world, in a bid to make it a better and more resilient one as it emerge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is crisis.
我們必須把握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對我們的世界作全新的想像，藉此一搏讓它變為一個更好、更公平的世界，或是，成為危機四伏的反面。我們必須把握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對我們的世界作全新的想像，藉此一搏讓它變為一個更好、更公平的世界，或是，成為危機四伏的反面。
2020年初爆發全球性的疫情，當時我偶然看到世界經濟論壇（WEF）的會議主題就是「The Great Reset 大重置」直覺這個標語是預告著從此以後人類的生活方式將再也不一樣了。
世界經濟論壇創辦者兼現任主席Klaus Schwab也在年末和法國趨勢顧問Thierry Malleret合著出版「Covid-19 The Great Reset 」這本書，透過經濟、科技、地緣政治等多方面分析去預測疫情將會帶來什麼樣的改變以及我們該怎麼應對。從目錄就能看出兩位作者十分有條理，內容分成宏觀層面、微觀層面和個人層面三個大項為架構。
宏觀的部分從經濟、社會、地緣政治、科技與環境五個項目切入，微觀層面則是工業與經貿，最後回到個人層級看待疫情對每個人生活可能的影響。序言中他們明確指出這是史無前例的大災變，並且後座力會持續多年。政治與經濟面臨不確定的未來，許多公司和產業會消失，而許多人會發現他們習以為常的事物驟變。然而如雙城記開篇所言「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作者點出現在的世界有許多沉痾待改進，例如社會對立、不平等以及缺乏整體合作，但重大的危機也能成為轉機，邱吉爾曾說過:「不要浪費一次好危機。」
作者們明確地說再也回不去過往生活了，我們可以做的是想像並開始行動塑造自己想要的未來。
宏觀層面
前言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作者指出他們雖然用各種項目個別分析，但是事實上這些項目是互相交織的，而我們習慣以線性思維看待世界，但是這世界卻是非線性的，可以說是複雜的、快速變動以及存在灰色地帶的。他們先給出「相互依存」、「瞬息萬變」和「複雜」這三個宏觀概念，讓讀者理解他們所要分析的思維模式。
不論是用hyperconnected、concatenated或是supercoherence來形容，網際網路的發展與普及讓這個世界的通訊連接近乎即時。
有科學背景的亞美尼亞的前總統Armen Sarkissian提出量子政治（quantum politics）這個新穎的說詞來描述後疫情時代的狀況，從牛頓的命定說、線性關係的舊時代轉為非線性、超複雜與充滿不確定性，此外還會依觀察者而產生不同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居家隔離（quarantines）這個字源是義大利文的quaranta（四十），約莫是在十四世紀黑死病盛行時，人們首次被官方以公共衛生名義要求隔離四十天，而四十天並非根據醫療或科學研究，而是依據聖經的符號意象而來，四十天象徵「淨化」：四旬節（大齋節）和創世紀中上帝以洪水淹沒地球四十天。
由於瘟疫就像看不見的敵人，人們很容易感到恐慌，不知道自己或是親友是不是就是帶原者，所以很多人性醜惡面會顯露。黑死病時期歐洲有些地方開始排斥猶太人，認為他們是傳播者，1349年史特拉斯堡甚至逼迫猶太人改變信仰，有一千個拒絕的猶太人被活生生燒死，而其他猶太人逃亡到波蘭與俄羅斯，也改變了人口組成與歷史。黑死病造成國封建制度及農奴制度式微、教會權利沒落，進而迎來啟蒙時代。作者甚至說「黑死病可說是一個形成現代人類的隱形開端。」雖認為這次疫情會帶來大變化，但不覺得會是大饑荒、戰爭、改朝換代或是人口滅絕般的場景，而是把疫情前就存在的問題放大到我們不得不面對，以及讓疫情前緩慢鋪陳的新系統加速上線。
透過研究歷史可以幫助我們建立心錨（mental anchor）以釐清我們所處的困境以及可能的解方。從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1939年的經濟大蕭條以及911事件、金融危機以及SARS都有可借鏡的地方，但都和COVID-19不一樣，有些政府聲稱這是個戰爭，作者說，是一個與不可見敵人的戰爭，一個全人類面對共同敵人的戰爭。舉二戰為例，作者認為是個典型的轉型戰（quintessential transformational war），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改變了世界秩序版圖和社會規範，例如女性因此可以加入職場（其後才有投票權），戰爭和疫情同樣都對社會具有強大的轉變能力。作者樂觀認為這次疫情死亡人數不會像黑死病或是二戰那麽多，但現在是一個高度依賴交織的世界，疫情的影響力會遠大於死亡率、失業率等帳面上的數字。
經濟
魯賓遜漂流記的作者在1722年出版大疫年日記就描述貿易停擺，富人出逃(也同時散播病毒)，大量裁員導致許多人流離失所在街頭等待死亡的場景。
疫情也讓公共衛生和經濟的兩難浮上檯面。
綜觀歷史，疫情是改變國家經濟與社會的大開關。曾有報告顯示疫情帶來的經濟影響長達40年，導致利率很難回升。戰爭卻相反，戰爭摧毀資本引起高利率和經濟重建，疫情確實減緩經濟和維持低息。
然而卻有些是正面影響。黑死病之後勞工第一次發現市場上是事求人，北法的紡織工人要求提高工資，兩年後工會甚至要求縮短工時並再次加薪，比起疫情前薪資提升至少三分之一。在資本受損的時候勞工卻獲得更大的話語權。雖然這不是放諸四海皆準，因為對勞動人口多、勞工保護仍不足的國家並不適用，此外現代勞工面臨自動化生產的威脅，在這波疫情後是否能比照前例，也是未定之數。
作者預設了三個疫情可能的走向:
其一，疫情持續到2022年，像波峰一樣一波波來襲，依時空環境有所不同，直到有特效藥使它消失。
其二，像西班牙流感一樣，先是一波大浪，之後餘波盪漾但直到沒有醫療崩潰才能有所控制。
其三，和以前疫情都不同，這次疫情像細火慢燉，沒有明顯的高峰低谷，確診數和死亡數持續都有，無法清零。端看區域能不能盡早控制傳播速度。
執政當局必須對爆發準備一年半到兩年的計畫，在疫情完全退卻之前不太能期待經濟回復。
但是作者認為經濟和公衛並不是非此即彼的二選一，認為選一個會犧牲另外一個是一項謬論。經濟要轉好必須讓消費者對未來有信心，願意花錢和投資。所以公衛能做到讓消費者對當地安心，甚至對外國疫情也感到放心，貿易才可能恢復。急於復工可能就像我們這一年所看到的那樣，工廠或碼頭一有集體確診就必須停工，復工後也有勞工害怕染疫而罷工，導致經濟搖擺不定。許多專家直呼：「唯有拯救生命才能拯救生計。」
而透過政府政策拯救生計與生命也有不同方式。從中可看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不同應對模式。
德國採取一種叫 Kurzarbeit (縮短工時)的方式，政府短期補助千萬勞工的六成薪資以避免企業裁員造成更多社會問題，法國更是補助到近八成，一些歐洲國家也有類似措施，此外企業若能舉證因疫情造成流動性不足，可延後申請破產保護。
而資本主義的美國向來有跟歐洲不同的 「 hire-and-fire 」 職場文化，因此疫情爆發後大量勞工被裁，政府只能直接發現金補助，甚至紓困金還高於勞工原本的薪資。
兩種方式各有優劣，但我因此理解紓困發現金可能不是最佳解。
作者認為也許要復甦得花上十年甚至更多，對大量失業及企業破產的恐懼可能瀰漫全球。首當其衝的就是社會新鮮人和技術性較低的勞工。因為自動化、機器人將會是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因為疫情疑慮和經濟停滯很可能提高自動化生產(機器沒有隔離、染疫風險)，導致結構性變革。大家可以觀察到因為疫情，遠距診斷、教學、無接觸支付和外送的接受率都大幅提高。
也許有人會說，機器人、人工智慧的成本比人高，企業主怎麼會提高自己成本?作者提出因為疫情造成企業利潤降低，致使人事費佔比變高會大幅增進企業採用人工智慧和機器生產的意願，自動化的進程都是非線性的波段，遇到經濟狀況才會改變。甚至企業可能會認為機器比員工效率更好。最先被取代的可能是低技術性生產線勞工和餐飲服務業。這又造成更大的薪資落差，高薪的還是高薪，低薪的卻面臨完全沒工作。而且這個改變對新興國家來說也非常不利，以往他們都是承接已發展國家外移的製造產業來發展經濟，現在可能就沒有這種機遇了。
低成長會成為新常態，一開始數字會很好看，因為是跟低基期比較，但很可能要花費數年才能回復到疫情前的狀態，也由於疫情造成多國人口結構變化以及人口減少，這也會影響GDP計算。追求GDP數字究竟能夠反映多少生活滿意度將引起討論。各國領導人將會面對是否將人民福祉與愛護地球作為優先於經濟成長的抉擇。我們可以期待一個更公平、更環保的未來嗎?
很多人也許會對前景感到悲觀，因為人可以直接感受到在面前消失的，卻往往很難想像還未到來的。我想也有可能經過疫情，會出現一波類似文藝復興的新興企業與生活模式，未來也許會更好呢?
疫情給了不斷追求經濟數字、物質與慾望不斷膨脹的全世界一個暫停的機會，反思什麼才是重要的。作者提出歷史上GDP的統計是政府為了統計稅收以及分配戰時可用資源而產生的，一戰後開始納入福利的概念，可是卻把生產和消費等同福利，於是追求成長卻忽略可持續性。GDP的統計也有很多缺失，例如忽略家庭照顧者的產值，高估衍生性金融商品的價值等等。此外越來越誇張的貧富差距也無法反映在GDP之中，以至於缺乏手段去改善。
作者認為是時候推出新的指標系統，能夠把永續發展、心理健康和創新等元素納入考量。畢竟追求經濟成長的目標是幸福的生活，我們反而在追尋的路上迷失了，忘記我們是想通往幸福的。
當我們在疫情中思考與環境的關係，將會意識到我們過度開發導致耗竭，苦果還是自己嚐。當收入有可能突然下降，過去大手大腳消費的習慣也必須改變了。已經有許多學者開始呼籲去物質化(dematerializing)、以少創多，能夠物盡其用，減少資源浪費的公司和產品將受到歡迎，提供維修保固的服務也是。此外二手拍賣平台也有可能增長。
去物質化後轉向精神需求，老人和幼兒照護關懷、個人服務、教育和醫療幾個產業也仍有增長潛力。
財政方面，因為各國大舉紓困以及醫療支出，債務大增，已開發國家有比較多空間和資源舉債，作者認為必須對開發中國家伸出援手，因為他們在疫情期間會受到資本外逃、物價飛漲，而匯率政策又可能變成雙面刃，應該以捐贈、減免債務或延期償付等方式提供協助。
美元的未來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作者提到美元的未來。過去幾十年美元都相較其他貨幣享有特權，是「帝國特權與經濟煉金術」。作為世界儲備貨幣，所倚賴的是外國投資者對美國維護世界秩序與金融流動的信心。美元讓美國能夠在國外輕易借貸，保持國內低利率並且反過來又讓美國人可以有更高的購買力超額消費。但是近年已經有一些金融政策相關人士考慮到美元主導地位終結的可能性。而這次疫情正是一個催化劑。
首先，美國財務劇烈惡化，2017年債務為GDP 95%，疫情前已達到112%，而疫情期間又大量發紓困金，債務可預期的大幅增長。作者認為美國必須加稅或減少在地緣政治的花費，或兩者都做，否則赤字比將達到讓外國投資者不信任美元的程度。
另一方面，作為全球儲備貨幣但是政策內容卻開始走向保護主義、美國優先的趨勢，例如要懲罰伊朗或北韓時將美元武器化，將導致一些投資人對美元的不信任，尋求其他替代方式。
然而目前並沒有理想的候選人，人民幣和歐元有各自的問題，而虛擬貨幣也尚未健全。但是有些國家已經在試行貨幣數字化，跳脫美國一手把持的中轉機制。
這次疫情也可能會讓一些地緣較接近的已開發、新興國家關係改變，原本交惡的可能變成互相倚賴，在地緣政治上增添變數。這個月我們也目睹了阿富汗一夕之間風雲變色，許多國家和人民可能都有了新的觀感。美國究竟還能不能(或適不適合)繼續維持世界霸主的地位呢?
社會
歷史上疫情都是一次壓力測試，會讓社會上隱藏的問題浮現爆發，而這次也不例外。承平時代看起來都無事，但疫情來襲，政府的無能遲鈍和錯誤應對都無所遁形。
施瓦布特別指出，對於一些公衛和科學都先進的富裕國家更可能發生這樣的狀況，因為人民會發現面對疫情時他們的政府表現如此荒腔走板，而深究原因都是社會結構深層的問題，例如貧富不均、不平等和組織腐敗。政府並無法保障多數公民的經濟與社會福利，甚至只為少數權貴服務。當問題加劇就可能導致一些對立或解體般嚴重後果，不管是發生在個人之間或是群體之間。他認為表現好的國家除了在組織動員等準備上較佳、有完善的醫療保健系統，公民對政策信任且服從，最重要的是表現出團結意識，將公眾利益置於個人需求之上，願意配合政策。
如前所述，疫情也會放大早已存在的社會問題，例如貧富不均和不平等。一個買低賣高、短進短出甚至坑殺股民的基金經理人所創造的價值難道真的高於在醫院勞心勞力、關懷病人的護理人員? 中上階級可以安全地在家工作，停課的同時也能兼顧小孩，但是在第一線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醫護、運輸、清潔和食品廠等服務業人員，必須在高風險的地方工作、無法照顧停課的小孩，同時也領不到對應他們付出的薪資，還隨時面臨被解雇的可能。為什麼沒有實際產出和貢獻的「財經金童」可以坐領高薪，還享有高社會地位？我個人也認為少了基金經理人社會損失不大，現在甚至很多人用ETF投資根本不需要操盤手，但少了護理人員就會醫療崩潰了。
國家向心力和繁榮是建立在人民相信他們的政府可以預見災難並置控損，維護社會穩定之上。當COVID-19疫情結束之後，許多政府將會被認為是失職的。
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
而這些維持社會運作的重要職位卻往往低薪酬又沒保障，疫情之下他們承受極大的心理和財務壓力。很不幸地，政府的財務政策引起嚴重通膨又加劇貧富差距，作者呼籲大家重新思考真正有貢獻和價值的職業，以及該如何補償他們的議題。雖然疫情後這樣的不平等可能可以獲得改善，但作者也點出一個要點:通常都是因為累積到社會壓力爆發、動盪後才迫使制度改變。
而缺乏社會安全網或者集體意識的國家特更容易出現問題，施瓦布特別指名美國，相較於人際關係緊密的南歐、社會福利健全的北歐或是集體主義的亞洲，美國個人主義盛行，加上資本掛帥，對弱勢的經濟和健康照護不周，在這波疫情下很可能引發社會衝突。動盪也會發生在其他國家，例如法國雖然社會福利不錯，但是當人民期待的超過政府能提供的，黃背心身影也許會再現。
而面對社會動亂時，每個人都顯得渺小無力，作者認為根源是來自社會不平等，財團和組織將自身權利凌駕公眾政府之上，需要一個大政府回歸來統籌分配疫情時代的調度。過去五世紀以來，歐美國家只要遇到重大危機，就會增強國家權力，這次應該也不會例外。
稅收的由來
如前所述，GDP是戰時政府為了分配資源發明出來的統計方法，稅收也是。這段十分有趣，作者從稅收歷史說明，二十世紀初期法國稅率為零，但是到了一戰結束後一年，變成了50%。加拿大1917年(獨立的前兩年)引入所得稅制度，作為資助戰爭的臨時措施，其後在二戰時擴大到除公司外的個人稅率20%，戰後雖然稅率有調降，但也比以前高。
二戰催生了歐洲的福利制度，冷戰時期資本主義國家擔心內部的共產主義者叛亂，因此建立國營模式，持續到七零年代。其後因局勢緩解，國家的權力又被限縮，作者預期因為疫情，可能又會出現大政府的模式。公共衛生、醫療和教育交由個人或資本市場自主決定可能不符合社會最佳利益，這又呼應了最近中國嚴打補教業作為營利事業的政策方案，有時候市場失控時，政府必須出來主持秩序和維護公眾利益。有經濟學家呼籲政府資金相關企業必須以公眾利益而非公司利潤為優先。這次疫情來襲，逼迫許多執政者必須在社會福利、經濟政策、醫療衛生方面大刀闊斧提供援助，作者認為這已經是大政府的前奏了。但是政府的干預可能是好的，也可能產生壞結果，所以我們應該重新審視我們的社會契約。
重審社會契約
所謂社會契約是公民交出一部份收入和權力，讓渡給政府統籌規劃全體利益，是社會與個人的黏合劑。然而現在的社會契約卻讓公民覺得被吞蝕，承擔和收穫的不成比例，通膨即是一種政府的隱形稅，很不幸地在三個重要基礎上通膨率高到人民難以負荷:房屋、醫療和教育。這三個讓許多家庭因此負債、破產或是造成少子化。即使是富裕國家的中產階級也開始無法維持體面的生活，許多人有相對剝奪感，對於資源分配不均、政策無效、被邊緣化的憤怒情緒升高，出現許多和平或暴力示威，選舉時民粹或極端政黨的支持數增加，這個問題已經有一些國際組織和智庫注意並研究，並且因為疫情會放大社會問題，未來回頭來看或許會成為一個轉捩點。
作者認為沒有一個一體適用的社會契約，根據不同文化民族有各自適合的模式，但總歸有幾個共通點：
一、提供廣泛的社會援助、保險、醫療保險和服務
二、加強對工人和弱勢的保護，例如約聘制度的改進。
國家應該藉這次機會檢討政策的優勢與劣勢，重新調整社會契約。制定政策時以長期思考而非短視近利，作者指出，培養多年、拯救生命的醫師，為什麼薪酬僅是對沖基金交易員的零頭？是否有該調整的地方？大家應該思考並對政府施壓。
當然大政府所帶來的隱憂可能有大監控社會等問題，作者會在科技重置篇章討論。他認為千禧世代因為生長在經濟停滯時期，面對自己再怎麼努力，也無法像嬰兒潮世代一樣享受經濟紅利買房、結婚生子，這樣徒勞絕望的心理創傷會跟著他們，所以會更願意投入改革求轉變，加上社群軟體推波助瀾，讓許多議題能夠浮上檯面、凝聚共識，這世代的年輕人會是這次大重置的中堅份子。
地緣政治
二十一世紀將可能是沒有唯一霸權的時代，沒有任何一方勢力能夠稱霸全球，結果就是，權力和影響力會在混亂中重新分配，甚至在某些迫於無奈的情況下。
在疫情下各國為內部的事務焦頭爛額，許多國際事務會缺乏領導與合作而出現真空，也因為政治經濟板塊的流動，從西方轉向東方的再平衡過程中少不了混亂，這幾年大家也體驗到被中美對抗的颱風尾掃到是什麼狀況，而最近美國從阿富汗撤軍，隨著美國逐漸收攏勢力範圍，許多以前倚賴美國保護海洋貿易路線和軍事保護的國家，也必須自己接手處理自己的事務。
全球化的倒退、缺乏全球性統整機構、中美衝突和脆弱失敗國家的未來將會是地緣政治的四個重點。
由於施瓦布自己是WEF主席，他明顯一直強調國際組織的重要。由於各國的各行其是與彼此抗衡，在氣候變遷、疫情和國際貿易等國際事務上，他認為有效的全球治理是不可或缺的。這次疫情更彰顯其重要性，由於中美對抗，全球缺乏一個有效領導，致使全球治理的真空狀態惡化，當世界共同面對疫情這個隱形敵人時，卻各不相謀，爭搶醫療物資和疫苗、防疫標準步調不一，以自我為優先不顧鄰國，導致變種一直攻城掠地，如今疫情結束看似遙遙無期。
我聯想到一個猶太寓言: 有個人死後天使帶他遊覽地獄，他看到一群人圍著滿是佳餚的桌子進餐，但奇怪的是每個人的手肘都是朝外的，以至於他們無法將食物送入自己口中，因此餓到啼哭。接著天使就帶他去天堂參觀，他很驚訝地發現，那裏的人也都是手肘外翻，但唯一不同的是，他們每個人都將食物送進隔壁人的口中，這樣大家都能共同享用美食了。就像我們面臨的困境，唯有互助合作，才可能戰勝病毒。
中美新型冷戰
中美對抗不像冷戰時期的蘇聯和美國，作者認為中國沒有要將自己的意識形態強加他人的意圖，所以稱為新型態冷戰。2020年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就曾說:「這是個攸關亞洲的未來和新的國家秩序的問題。包含新加坡在內的東南亞國家特別關注，因為處於各國勢力交會處，必須盡力避免左支右絀或是被迫選擇。」而如同之前亞美尼亞前總統提出的量子政治，觀察和測量都取決於主觀視角，但是在原子微觀或地緣政治等級的宏觀領域，是被奇異的量子法則支配，不同的觀察者都有自己的觀測，成為一種疊加狀態(superposition)，對應量子力學中粒子可以同時出現在不同的地方或呈現不同的狀態。在國際關係中，兩個觀測者都用自己的立場看同一件事情，其實兩個人觀點都可以成立，現實取決於觀測者的位置!
中國由於在鴉片戰爭、八國聯軍，民族自尊受到很大的傷害，因而有一套自己的世界觀。而建國兩百多年的美國，像個氣盛的青壯年，享有主導世界的榮光，但隨著近年絕對霸權的消退而開始有不安全感和疑惑，也會影響到他們的思維和行動。作者同意前安理會主席馬凱碩對中美兩者的描述: 高估自己，低估對方。
關於中美哪個是贏家的議題分成三個陣營，中方贏、美方贏、沒有贏家。
支持中國是贏家方認為，這次隱形敵人病毒讓美國引以為傲的軍事力量看起來不若以往的無敵，加上美國疫情控制的不如預期，以往總扮演救世主角色，這次甚至騰不出手救援盟國，這都會影響盟國未來合作意願。馬凱碩指出，外交其實是很冷靜的政治算計，各國都在盤算中美哪個能夠提供最佳利益。
所以美國這次的反應也會牽動未來的國際關係。
而認為美國是贏家的陣營，認為美國雖然已有衰弱跡象，但距離真正衰敗尚遠，目前在科學、軍事、經濟領域都仍領先，美元目前也沒有替代者。而且美國有個優勢是能夠從錯誤中學習改進，他們引用邱吉爾對美國的評價: 「美國總是在用盡所有辦法之後，做出對的決定。」此外排除民主與共產這個高度敏感議題，美國贏家陣營還指出中國面臨少子化問題、與周邊國家領土爭議並且高度依賴進口能源都是中國的短板。
認為不會有贏家的陣營，則認為貿易在中國經濟占比近三分之一，若美國經濟下行，也會影響中國經濟成長。而美國則債務纏身，缺乏復甦經濟需要的資金，兩者對抗下場是兩敗俱傷，而且鷸蚌相爭兩者都無法從泥淖脫身。學者弗格森(Niall Ferguson)認為這場疫情將會凸顯如中美等大國大到無法有效治理自身，許多小國反而能靈活應對危機。
傻瓜才玩預測的遊戲。
Predicting is a guessing game for fools.
施瓦布也承認僅能分析，未來變數太多是無法預測的。他只能說中美關係將在被綑綁的利益和長期相互敵意的兩端內動盪。
脆弱國家
在疫情影響下，許多脆弱國家可能瞬間跌入失敗國家之列。所謂脆弱國家，是在內外部上都有結構問題，諸如貧富不均、貪汙、自然災害或內戰等，目前全球約有18億人口生活在脆弱國家。而這些國家在公共衛生、醫療和教育方面都無法提供國民基本保障，甚至無法維持社會秩序，往往需要國際組織介入進行人道救援。在疫情下會有更多這樣的情況出現，許多高度依賴旅遊、能源出口的國家，可能也會因為疫情影響收入大減，經濟崩潰而出現動亂，同時會影響周邊國家。
富裕國家或許自顧不暇，也或許置若罔聞，但這些脆弱國家可能造成難民，也可能影響糧食、能源輸出，所以作者認為並不能置之不理，萬事互相效力，要知道我們都是這個星球上相依存的公民。
環境
也許乍看之下疫情和環境是不相干的，但如果有看過電影全境擴散 (Contagion)的人也許可以猜測到，由於人類擴展居住地入侵到原本是野生動物棲息的地方，雜處之下有些疾病就傳染到人類社會，所以並不是沒有關聯的。此外人類是第一個能夠改造自然的物種，自然也對地球造成很大的影響，而如同生態心理學中提到的承擔特質(affordance)，人影響環境，環境又反過來影響人類，而人類又據此作出反應，無限交替下，改變了地球的風貌。今年至今我們已經看到多次氣候變遷引起的災害，洪水、熱蓋、野火等等，以前以為不可能出現的地方居然也發生了，因此更措手不及。
施瓦布指出環境重整會有五個共同點:
1.皆是已知的系統性風險，並非黑天鵝事件。只是傳播迅速，會合縱連橫造成更大的災難。
2. 非線性出現。有可能大爆發達到閥值然後出現壓倒性的災難。
3. 發生的概率和影響範圍很難估算，因不斷變化的局勢，使政策上更難做決定。
4. 影響範圍是全球性的，需要各國合作。
5. 脆弱國家受到的打擊會加成。
兩個相異處:
1.時區差異。遇到的環境問題不同步有時差，很難協調合作。
2. 隨機性。環境災難爆發常無法預測時間和地點，因此大部分國家都有僥倖心態而不願意或沒有預算作準備。
疫情是即時性的，所以大家會意識到要採取行動，但氣候變遷是中長期累積的，雖然會突發洪水、熱蓋等等，但是大部分的人不覺得該預防或補救，因為縱然有所行動，也要等很長一段時間才可以看到成效。甚至有些人會覺得事不干己，例如全球暖化造成海水平面上升，對一些低漥觀光國家和旅遊業的潛伏危機，但其他人會覺得沒必要為此改變自己行為。
目前科學家也很難提出證據推導出洪水、熱蓋是因為人類的某些行為導致的，在缺乏直觀證據下，更難讓民眾意識到氣候變遷埋伏的隱憂。對抗疫情對生活上的改變已經導致許多國家出現抗議了，對抗氣候變遷需要的是更全面的經濟、生產、消費等生活全方面的改革，民眾的接受度可能更低。
這些研究人員聯合針對“行星健康”這門新學科進行研究，該學科研究人類、其他生物物種和整個生態系統的福祉之間存在的微妙而復雜的聯繫，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破壞生物多樣性將導致流行病的數量增加。
These researchers have coalesced around the new discipline of “planetary health” that studies the subtle and complex connections that exist between the well-being of humans, other living species and entire ecosystems, and their findings have made it clear that the destruction of biodiversity will increase the number of pandemics.
令人意外的是，作者指出佔陸地面積三分之一以上的僅農業就是對自然破壞最大的經濟活動。根據一項學術評論的結論，農業驅動因素與過半的人畜共患病相關。解方是尊重愛護自然並且維持生物多樣性。
空氣汙染
施瓦布引述許多報導和研究說明，空氣汙染不只造成溫室效應，還和疫情有關，空氣汙染越高的地方更容易感染冠狀病毒。以義大利為例，工業大區倫巴底是歐洲汙染最嚴重的區域之一，而該區的疫情死亡數也是義大利其他地方的兩倍。
根據國際能源署的統計，在多處封城停工狀態下，2020年全球碳排放量下降了至少8%，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下降比率，但是施瓦布認為最大碳排放者來自電力設備、數據傳輸等，相當於航空業的碳排，而這些廠商很多並沒有在封城期間停工，封城也不是可持續的減碳方式。他提出兩個建議:
1.系統性的改變我們能源生產的方式
2. 從個人生活消費行為開始改變。減少開車和遠遊。當多數人都遠距辦公、走路或是騎自行車，成為習慣之後，可持續降低碳排。許多人在這次居家辦公的經歷中體會到長時間通勤對身心造成的戕害，甚至很多人因此辭職換通勤減少的工作。
疫情過後世界可能會出現兩個截然相反的政策走向。一個可能是政府為了恢復經濟，不惜放寬環保法規、促進消費以加速成長，另一個則是藉著這次機會引導產業和人民習慣更環保(但可能比以前不方便)的生活方式。例如微軟已經承諾到了2030年實現負碳排，歐盟推出的歐洲綠色協議承諾讓歐洲在2050年成為第一個碳中和大陸，並讓資源使用與經濟成長脫鉤。
作者在此強調空氣汙染和COVID-19的強烈因果關係，並且認為氣候變遷的重要性不亞於這兩者，需要集體意識到問題並且以行動改變。而他預估在封鎖期間受到壓抑的集會遊行可能在疫情後會有反彈，許多環保人士可能東山再起。
科技
施瓦布在2016年曾出版一本書 「第四次工業革命」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預言科技和數位化將帶來革命性改變，而且他認為在這次疫情推波助瀾下將引發全球性的變革。
現在的人幾乎已經離不開手機了，許多事務也外包給軟體運算。出門前我們會用電子地圖導航，閱讀文件使用翻譯和排版軟體，而在逛網頁的同時，許多運算法在背後運作提供更可能符合偏好的選項給我們。甚至這次疫情也讓許多RNA和DNA平台的生物技術加快開發的腳步。
許多抗拒線上活動的人也因為這次疫情不得不學習線上教學、線上會議、網購、視訊問診等等活動，在這種情況下發現其實並沒有想像的糟糕，這也讓遠距活動接受度快速上升。而許多工作也可能因為必須維持距離而採用自動化取代人工，有學者認為到2035年，會有六成以上的餐飲、零售和娛樂工作會實現自動化，而一旦自動化後又會規模化。這意味著許多人的工作將受到影響。也許之後我們在超市看到補貨、結帳和清潔的都是機器人了，甚至在杭州、特拉維夫都有使用空中送貨機器的測試，中國的兩大零售巨頭阿里巴巴和京東都認為疫情後自動送貨會有所斬獲。
基於演算法和人工智慧的進步，許多企業可能會採用能提升效率的機器人流程自動化(RPA,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來節省時間和成本，疫情期間有醫院利用這項技術減輕了護士每天三小時的工作量，也幫助線上診療更快地篩檢出病患狀況，因此有顧問公司認為採用RPA的企業將會以倍數成長。
而在疫情情間使用的實聯制幫助提醒和追蹤、減輕擴散範圍，雖然可能對控制疫情有益，但也引起我們對隱私的擔憂。新加坡推出一種TraceTogether的App, 將數據保存在用戶手機而非雲端，並且可以匿名登入，試圖達到隱私與效率的平衡。這個軟體是開放代碼的，其他地區的人也可以使用。當然仍有人對這個模式心懷疑慮，擔心駭客入侵或是數據留存時間等還是會有隱私問題。施瓦布傾向可以在不侵犯隱私的狀況下使用科技，程序是追蹤病毒而非其他，他認為這樣有助於社會重新開放、回歸正常。
歐洲人普遍抗拒這種裝置，施瓦布指出，在找到最終解藥前，企業很可能會安裝各種監控(熱成像、藍芽等)來確保員工有保持社交距離，以避免疫情又爆發導致停工損失。而企業發現可以趁機監控員工工作狀態而更不可能停用裝置。九一一發生後安檢變嚴格，攝影機無所不在，在當時也遭受批評，而如今大家卻習以為常。擔心反烏托邦的一群人紛紛發聲質疑，提出「監控資本主義」的哈佛教授舒夏娜 · 祖博夫 (Shoshana Zuboff)就指出人民可能成為數位礦脈，被有心人士和組織透過科技與資訊不對稱操控認知。當個人的行蹤、健康和社交資訊都被監控紀錄後，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就像有些網友發現實聯制後常收到廣告簡訊，我們能夠信任政府和其外包的廠商嗎? 疫情時間也許大家能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是疫情過後如果還是繼續這樣監控呢?
俄國學者葉夫根尼 · 莫羅佐夫(Evgeny Morozov)非常有先見之明地在2013年出版的書籍 「點這裡拯救世界:科技救世主義的愚蠢」 (To Save Everything, Click Here: The Folly of Technological Solutionism)指出政府可能在利用科技監控傳染病上嚐到甜頭，在以後遇到任何問題都會把科技監控方案當作萬靈丹使用。畢竟直接控制民眾(行動、聚會、發言權)比解決根本問題簡單多了。
施瓦布引用十七世紀哲學家史賓諾莎的名言: 「恐懼之所存不能沒有希望，反之亦然。」從潘朵拉盒子放出的科技監控技術很可能無法收回，重要的是如何在不犧牲個人自由和集體信念的情況下享用科技帶來的益處。
微觀層面
基於前述，許多期待疫情過去回到往常的個人和企業恐怕要大失所望了。部分流失的工作岡位和改變的生活模式將不再回來，因此企業和個人可能會陷入困境，施瓦布認為這次疫情後許多組織必須重新審視自身，因為這是完善結構並且制定積極、可持續和不斷創新(positive,sustainable and lasting change)的大好機會。
旅遊、娛樂和服務業可能必須找到新的出路來應對新常態，例如支援外送、線上授課等等。小企業的衝擊會高於大企業，但是會比大企業有更大的彈性可以靈活適應。作者提出幾個問題給大家思考，例如公司員工多少比例可轉換成遠距上班? 減少非必要出差而用線上會議替代? 如何改進業務並且使決策過程更有效率? 如何將業務接軌數位化?
微觀趨勢
數位化加速
疫情之前許多企業喊著數位化的口號，但是卻牛步進行。直到疫情爆發後，數位化程度成為存續的關鍵，能夠迅速轉換遠距上班、線上會議作業的企業可以很快適應，無接觸支付、線上購物接受度也大幅增長，房屋仲介的線上看屋、虛擬展廳(virtual show room)也成為不得以情況下的替代方案。這些都顯示物聯網的推進有其必要，公司運營上也盡可能用遠程作業，在設備維護、庫存管控以及上下游聯絡等部分都可以透過電腦執行，而且成本更低也更有效率。O2O線上到現下模式(Online to Offline)讓現實與虛擬世界的邊界模糊，許多活動在虛擬空間舉辦，會議、課程、諮詢和醫療等等都是證據，英國在2019年的遠距看診比例僅1%而已，然而封城期間提升到近百分之百。美國零售巨頭亞馬遜和沃爾瑪在疫情期間雇用了二十多萬員工來處理線上銷售，這些現象更可能反過來促進穿戴裝置和物聯網家用品的銷售量，只是存在實體銷售衰退的隱憂。
彈性供應鏈
過去全球分工的體系也很可能面臨改變。以往外移到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有時會有環境和勞動不合法規以至於影響客戶名聲的情事，長途運輸也因為疫情影響顯得不穩定。過往著重關鍵原料、效率最佳化的生產鏈模式終將改變，彈性將會取代效率，在隨時可能因運輸出問題時，伸手可及的供應備案是企業必須納入考量的重點。
作者提出 「以防萬一」的概念。 全球化模式發展到後來極其複雜而脆弱，已經面臨侷限，如果將過程簡化，則可以增加彈性。原本依賴全球供應鏈的企業被迫將外移的生產線遷移回本地，或是加蓋工廠分散產能，當然企業利潤很可能因此下降，但是能夠獲得更彈性的供給和備案，來因應因為法規或個別地區因意外停產的可能，作者敦促最可能受衝擊的企業(汽車、電子和機械)檢視其供應商，甚至上溯至供應商的供應商，檢視產品的整個供應鏈環節，分別擬定對應方案。
政商關係
作者認為這次疫情很可能改寫公部門和私人企業的遊戲規則，企業將受到政府更多的干預。特別是在補助、公共支出和勞動條件部分。
這次疫情許多公司倚賴政府補助，而為了避免像金融危機那次許多銀行領了補助金去拿去當作高層獎金的荒謬行徑，接受補助的公司必須被監管裁員數、股票回購和高層薪資。美國航空一邊申請政府補助金，卻一邊把資產表上的現金付股利給股東。德國漢莎航空雖然也接受政府補助，但前提是承諾限制高層薪酬以及不支付股息。
如果企業過分將成本過度給公部門，當到達臨界點時很可能引發制度變革。2020年疫情下許多問題將被揭露，例如美國政府在2010年曾經下標四萬台呼吸機，結果原得標廠商被併購了，然後這筆訂單就不了了之，事後也發現併購方本來就是想消滅競爭對手而併購前者的，而四萬台呼吸機完全沒交貨，以至於疫情爆發後許多醫院儲備不足。施瓦布呼籲政府在後疫情時代應避免再發生這種事情，不該再把公眾事務全權外包給私人公司，因為追求利益最大化和短視的私人公司終究和需長遠計畫的公共利益扞格不入。
而因為疫情引起的缺工和罷工，也會讓政府關注基層員工的福利與薪資保障。企業將支付更高的工資以及擔負過去逃避的社會責任，許多聘用大量臨時工的企業可能面臨營運困難。現有社會契約已與現實脫鉤，將重新檢視修正。
利害關係資本與責任投資原則 (STAKEHOLDER CAPITALISM AND ESG)
疫情的照妖鏡彰顯了許多社會隱藏的問題，許多人也因為在家工作開始思考長時間通勤與長工時對人生的消耗，甚至決定辭職尋找自己喜歡的工作，更有夫妻因為封城才有長時間相處，進而發現彼此不合適而離婚。過去講求效率的社會步調讓大家一昧追逐成功，藉由疫情大家能夠緩下來思考，以往自己和社會所漠視的問題。施瓦布提出利害關係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他也在2021年出專題新書Stakeholder Capitalism: A Global Economy that Works for Progress, People and Planet)提倡企業不僅只向股東負責，而要向所有關係人負責，員工、供應商、顧客、社會的福祉都必須通盤考量。
現在大眾開始關注社群軟體對青少年身心的不良影響、工廠對於環境汙染的處置、企業對員工健康和安全的保障等都會納入公司聲譽評估進而影響消費和投資的支持或抵制，投資人也應該向伊斯蘭金融學習不要投資會有害社會與他人的企業，因為這樣自己也會變成幫兇。
工業重整
社交與去密集化
主要受影響的有航空、娛樂、零售和旅遊業，甚至交通工具如汽車也都會被波及。在後疫情時代，消費行為的轉變後，提供社交功能的產業如運動賽事、電影、餐廳、音樂會、圖書館等勢必處理社交距離限制的來客數減少以及額外的清潔成本、員工健康保護以及無接觸設施。這可能需要好幾年去調整。
中小企業將受到更劇烈的衝擊，許多會因此瀕臨破產倒閉，而小企業關閉引起連鎖反應，周圍商圈跟著沒落，失業率上升，需求萎縮而影響國家經濟。作者指出英法有近七成以上的非連鎖餐館在封城期間經營困難，但連鎖餐廳卻比較撐著下去，最後會變成大的企業更大，小的企業縮小或直接消失。不要小看小餐館消失的影響，除了廚師失業，糧食供應商、貨運司機或是農民都有可能被牽連。但是大型公司也無法倖免，特別是航空業，英國航空就裁員近三成，也影響很多家庭。
在高度依存的社會分工體系，事情都是牽一髮動全身的。作者提出要評估行業影響必須將上下游一併列入考量。例如航空業，就必須納入機場、飛機和汽車三個面向。機場內外的餐廳和零售、旅館可能都會衰退，例如2020年五月美國最大的租車公司Hertz因疫情期間業務大受影響而破產，飛機的製造和零件工廠、汽車製造與相關的交通運輸都算在這個產業鏈之中。
永久與暫時性的行為改變—對零售業、房地產及教育的影響
在封城期間，許多勞務被迫要自己動手做，例如烹飪和維修，我聽廣播有來賓就分享她以前不下廚，因為疫情在家學會自己烤雞，而我個人也因此習得兩三道拿手菜，算是另類收穫。而許多學生改成線上教學，繳交高昂學費的高等教育學生可能會開始質疑自己是否付出過高學費，當時也有一些留學生提出質疑，如果不到校而在自己國家遠距上課是否學費可以減免等討論。
一個習慣的養成可能只要一個月，而長期封城及未來的不確定性的確讓許多人開始思考周圍現象的合理性。往後實體店可能會大量減少只留下展示店，消費者改用網購直接送到家門，也減少自己出門染疫的風險。並且許多人可能開始願意自己下廚，自己掌控安全與營養。減少看電影和球賽群聚而改在家和親人一起觀影，這樣許多以社交為目的的酒吧和夜店可能業績會受到影響。衛生也會成為首要考量，流動攤販或市集的型態可能會改變，許多消費者也不能像以前一樣隨意觸碰各種感興趣的商品，嗅聞蔬果等樂趣可能成為回憶。施瓦布預估未來大家都會花更多時間在家裡。
書中引用波士頓顧問管理公司發表的一篇文章，推斷疫後行為改變可能影響的產業。下圖中柳綠色是可能衰減的行為，松綠色則是可能因疫情而發展的習慣。
目前房地產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其總額超過全球股票加債券的總和。如果居家辦公成為常態，那麼許多原本被迫通勤的人可以減少舟車勞頓，或是居住在公司附近的員工就可以搬遷到郊區，房地產生態也會因而受影響，許多市中心的商業辦公大樓、鬧區房租和房價可能下跌，而施瓦布特別指出留意有些殭屍公司(以債養債，甚至手頭沒有足夠現金支付利息)將被加速破產，而房地產開發商大部分都使用高槓桿，因此很容易資金斷鏈，甚至需要政府出手救助。這個現象在全球大城市可能都會出現，而房市會面臨很長時間的修正。許多員工已經認為在家工作壓力較小、也免去通勤折磨，甚至，更環保! 因為一次疫情讓這以往看似不可能的上班型態成為可能。
而線上教學的狀況也是，十多年前許多大學就已經提供磨課師(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MOOC)但是都成效不彰，如今因為疫情，許多教師被迫學習錄影直播、線上教材等方式，施瓦布特別指出歐美有些把高等教育商品化的昂貴學校將會面臨挑戰，因為當線上授課成為常態，學生將會質疑過高的學費以及在經濟低迷時期教育是否仍被當作奢侈商品的討論。作者預估未來可能先採取面對面與線上授課混合模式，教育領域將部分虛擬化。
彈性
彈性，或是可以引「黑天鵝效應」作者塔雷伯的著作 另一本「反脆弱Anti-fragile」來形容 。作者指出後疫情時期，科技、健康和幸福感相關產業會蓬勃發展。這場危機非但不會重挫，反而可能直上青雲。特別是科技公司會因為疫後許多數位、虛擬、無接觸軟硬體的需求而得利。而大家會開始關注除身體外，精神健康也是提高免疫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只要能提升幸福感和健康的相關行業也都有機會成長。
人們也會意識到，只有自己健康是不夠的，需要整個環境是健康才足夠安全，因此也會關注生態健康、經濟與社會健全，水資源、利害相關人資本主義、可持續經濟體系、企業責任與道德、生物多樣性等領域將會是目光所在。
物聯網、量子運算和人工智能、可穿戴裝置將會拓展接受度，例如筆者周圍就有很多人開始配戴可監測心跳血壓的智慧手環，施瓦布認為透過這種方式讓個人健康也納入公眾健康領域接受監督，並可拓及碳足跡、攝取的食物等數據對應調控整體的政策擬定，他呼籲各行各業必須認真思考個人和集體的福祉。
如果追求群體健康，施瓦布很看好體育相關產業，但礙於社交距離等限制，他大膽提出電子競技將獲得大眾青睞，因為可以健身又能夠包含社交功能，虛擬化和科技的進程一直在周圍擴張著。
他預估能夠生存下來的都是有足夠彈性和準備的公司，就和銀行業一樣，如果定期壓力測試模擬危機，可幫助企業建立更有彈性和周全的應對。
汽車業除了面臨需求下降外，也因為貿易和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影響全球供應鏈，此外還要面臨碳排放、共享汽車及出遊減少等挑戰。作者特別點出汽車工業需要重新架構運營方式。另外能源業因應碳排放限制而必須做出轉型。從樂觀方面看，這兩個產業有可能創造出新的產業聚落(氫氣、電動車、再生能源、充電網絡)帶動經濟復甦。
企業只有面對現實，快速並有想像力地開創新商業模式才能成功，施瓦布認為仍妄想回到疫情前模式的企業將會招致失敗。
個人影響
光明人性
最近席捲全球的韓劇「魷魚遊戲Squid game」就是因為描繪在極端狀況下人性的善惡而引起迴響，哪裡有光明，哪裡就有黑暗，道德經也闡明「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在這次疫情期間，我們可以看到爭先恐後搶物資、特權搶疫苗、關閉邊界的醜惡，也可以看到禮讓、在醫院奮鬥、自我犧牲的人性光輝。
封城期間除了與他人的距離，家庭成員內的關係也產生變化，不是更好，就是更壞。有些人很享受不用通勤而和家人一起在家的溫馨時光，但也很多人因長時間相處或長期遠距而離婚。
作者鼓勵大家思考，能不能透過疫情的教訓，轉向更美好的社會?我們的價值觀有因此改變嗎?是否意識到我們是一個整體，更願意培養和維護人際關係，為社會貢獻一點心力?
施瓦布指出歷史上發生天災會使人們靠在一起避難，但疫情卻是使人分離，而且通常維持更長時間。未來的不確定性也會讓人存在憂慮中，傾向更自私自利，進而產生某種罪惡感，懊悔自己沒有做正確的事情，但就如同魷魚遊戲裡的主角群，面臨生死存亡時大多數人都選擇自保而犧牲他人。作者指出，綜觀許多關於疫情的文學作品「對死亡的恐懼最終壓倒其他所有的人類情感」歷史學家約翰 · 巴里(John Barry)的著作「大流感The Great influenza 」描述西班牙流感時期對美國的影響，疫情越嚴重越沒有人肯當志工，以至於後來在疫情中倖存的人都對於這段歷史懷有集體罪惡感，閉口不談，因此在美國關於1918-1919年的書籍或影劇非常少。
人類的思維模式很容易產生認知封閉(cognitive closure)，即非黑即白的簡化思考，特別是面對複雜龐大的資訊時。作者認為面對危難時我們也許會團結起來，發現自己更依賴家人和社會，但同時也可能激發其陰暗面，產生種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諾貝爾文學家得主奧罕 · 帕慕克(Orhan Pamuk)在2020年底出一本關於瘟疫的小說，描述民眾在疫情期間被紛擾的謠言、假新聞分化，因恐懼、苦難而爆發不滿。歷史上疫情發生後都隨之產生陰謀論、暴力事件和叛亂，不可不慎。
經過這次疫情，我們醒悟到這個世界是共同體，沒有人或國家可以獨善其身，人類之所以為人是因為有利他性而形成一個更偉大的全體，這次更明顯是不合作就無法戰勝這個難纏的敵人。施瓦布疾呼大家在面臨天使與惡魔的抉擇時，走向天使。
共同利益是對整體社會有益的事情，但我們如何決定什麼才是對全體有利的?是否要不惜一切代價確保GDP增長和繼續經濟活動以防止失業率上升?是否要為了保護弱勢而讓其他族群做一些犧牲?如果介於兩者之間，該如何權衡?Common good is that which benefits society as a whole, but how do we decide collectively what is best for us as a community? Is it about preserving GDP growth and economic activity at any cost to try to
prevent unemployment rising? Is it about caring for the most fragile members of our community and making sacrifices for one another? Is it something in between and, if it is, what trade-offs are involved?
以上問題可能再經過一世紀的爭辯也不會有結果，追求共同利益勢必會犧牲某些族群的利益，但該怎麼拿捏能夠多贏也是一門高深藝術。作者也體認到打著道德大旗很容易，可是當自己面對染病的鄰居求援，或是雇主遇到不願意打疫苗的員工是否能解雇? 如果有多的度假屋是否該開放給需要的人使用? 封城期間有親人需要探望該違反法令外出嗎? 種種狀況都很容易讓人動搖信念。施瓦布以英國群體免疫政策為例，英國和美國是典型怕餓死勝過病死的國家。
為了維持經濟正常運作，可以犧牲部分人的安危，被許多媒體評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其實黑死病期間義大利席耶納商人和1892年霍亂時期德國漢堡的商人都為了試圖掩蓋疫情好繼續賺錢。作者反駁有些美國團體強調經濟衰退會死更多人的論點，他認為是因為美國社會安全網的缺失，無法提供失業者保險和醫療，導致許多人走投無路而酗酒、吸毒、自殺。美國以外的地方雖然也會因為失業而增加死亡率，但如果能夠補強社會安全網，平時保有儲蓄，社會提供支援，能夠大大減輕因失業而面臨生死存亡的困境。這是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之間的選擇。
但是要在個人與集體做權衡，無疑就是一種殘酷的功利算計，一直是倫理學家和道德哲學家經年來的爭論。哲學家彼得 · 辛格(Peter Singer)提出一個備受爭議的算法，在他的著作「你可以挽救的性命 The life you can save」闡明我們在計算死亡數的時候，應該採納的是餘命算法，把平均壽命減去死亡人口的平均壽命，而不是只看死亡人數。例如在義大利因疫情死亡的很多將近八十歲，而且多是慢性病患，義大利平均壽命是八十三歲，因此可以粗估這次疫情讓義大利人平均壽命減短三年，而如果因為戰爭讓二十歲、三十歲年輕人死傷，那麼平均壽命減短的就是五十或六十年。 這樣看起來似乎比較可以接受。
目前世界分為堅持清零和群體免疫兩個陣線，究竟是否要為了慢性病患和老人嚴格封鎖而犧牲經濟，或是犧牲老弱以維持經濟，配戴口罩、施打疫苗、實聯制等等選擇都反映我們的道德價值觀。作者說在疫情期間有些生產販售呼吸機、口罩、酒精的商家趁機漲價，也牽涉到公平的重要性。幸好多數公司仍知道坐地起價會傷及商譽和道德，所以亞馬遜在疫情期間嚴格禁止賣家哄抬物價，購物平台也以限購平抑價格。我們必須到我們的每個選擇都受到自身價值和道德影響，推而廣之，影響擴及社會，而社會環境又反過來影響我們的生活，促使我們必須建立更公平和包容的環境。
精神健康與安泰
近年來精神疾病的問題隨著社會高度發展而浮上檯面，疫情來襲也加重人們心理健康惡化，成為集體創傷。施瓦布說心理健康問題是看不到的傷口，因為你不一定能從外觀看出一個人的心理問題。但現在人越來越不忌諱提起自己有憂鬱症、成癮和精神官能症，世界衛生組織預估2030年憂鬱症將超越心臟病成為最多人罹患的疾病。將近一半的成人一生中至少會得到一種精神疾病。
而疫情期間人際疏離的孤獨感，對死亡和失業的恐懼在在都在身心留下傷痕。加上媒體的推波助瀾，悲觀的情緒被傳染出去，心理上的後遺症可能持續數年或終生。
心理學上有個名詞「四分之三現象 The third quarter phenomenon 」，本來是指發生在極地探險隊或是太空人身上，因為被長期困在無法逃脫的環境，因而產生消極負面心態。施瓦布擔心因為疫情被禁止的握手、擁抱和面對面聚會會讓身為社會性動物的人們感到沮喪，無止盡的疫情更是使人絕望。他呼籲大家關注幾個狀況:
- 原本已有精神疾病的人可能會加重病情
- 受到社交距離影響感到被孤立的人
- 因失業而有情緒困擾、失去求生意志的人
- 家裡成員有情緒問題，導致被家暴和虐待的婦孺
- 弱勢族群、特別需要被照顧的人，可能會面臨精神壓力
從疫情期間頻傳的家暴和離婚潮來看，封鎖措施不僅在身體上，也把人心都隔開了。作者在書中還提到雖然封鎖期間視訊彷若讓我們與他人聯繫的救命稻草，但同時也出現一種「螢幕疲勞症 Zoon Fatigue」，交流畢竟還是透過螢幕進行，一直盯著一個二維平面的畫面其實讓精神反而更疲憊，因為人在溝通的時候大腦會去捕捉非語言線索，例如表情和肢體語言，但是透過螢幕我們的大腦只會徒勞地搜尋，並且因為沒有滿足感而感到缺失。
和之前幾章分析的工業、經濟和社會領域一樣，疫情都是將過去隱藏的問題揭開，並加速其發展，所以未來幾年心理健康與人際關係問題也會是重點項目，作者更直言心理健康議題是一個很重要的重整。
改變優先順序
作者坦言疫情尚未結束，缺乏證據下要預測未來的影響是投機的行為。但他們提供一些推理而來的可能性供參考。希望大家能夠觀照自己在疫情前從沒考慮過的內心問題。因為面對這樣的生存危機，迫使大家直面自己的焦慮和恐懼，能夠做出更有創意的回應。歷史顯示在經濟蕭條之後，總是會出現個人與集體的創新形式。困境一直是創造發明的搖籃。
作者建議大家趁這種獨處的時間，好好思考一些哲學性的根本問題，例如我是誰? 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 作為一個人和社會一份子，我究竟想要什麼? 這些問題都可能引起行動上的變化，例如一個汲汲營營賺錢的人，可能發現忽略了健康而開始改變自己的每日行程，撥出時間健身、烹飪。或是一個疏遠親人朋友的人，會發現困難的時候還是需要感情的心理支持，更願意花時間精力在維持關係。
在疫情之前出國、拍照打卡好像成為全民運動，許多人以自己一年至少出國兩次為榮，然而國境封鎖後，不能出國的網紅是否有足夠創造力繼續生產有趣內容? 這次疫情像照妖鏡，讓人思考只是走馬看花、過度消費的行為究竟有什麼意義? 社群網站形成的比較心態扭曲了很多人的價值觀，也許趁這次疫情可以回復一些。
Travel Theorem: Anything that can be learned by a normal American adult on a trip to a foreign country (of less than one year’s duration) can be learned more quickly, cheaply, and easily by visiting the San Diego Public Library. …………The theorem holds in spades if the traveler does not have a fluent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 of the country visited.旅行定理 :任何一個正常美國成年人在為期一年以內的出國學習經歷或知識，可以通過前往聖地牙哥圖書館用更快速、更經濟且更容易的方式學習。(中略))這個定理尤其適用於那些不懂該國語言而前往旅行長見識的人。
Herbert Simon 司馬賀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計算機科學家
以上這段是有感而發。曾有認識的法國教師說最近收了一個學生，到法國一年都還不會說法文，他覺得很不可思議，不知道那個學生那一年都怎麼過的。另外也遇過去國外交換、遊學的回來還是老樣子，因為語言能力不足以和當地人交流，若觀察力又不夠敏銳，就無法拓展思維。更別說很多華人移民去歐美國家一輩子都格格不入，但在網路上或是回鄉時卻如齊人之福的主角般大吹大擂建立優越感，來彌補在他鄉心理上的社交缺失。謹慎避免被社群網站影響淪為景觀社會(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和消費主義的奴隸。
創意
作者預言接下來幾年我們將見證數位化和生物技術的創新爆發，許多風雲人物將會從這兩個領域脫穎而出。
1665年瘟疫期間，牛頓回到鄉間隱居一年多，也在這段時間為他的萬有引力和光學理論奠定基礎，最著名的就是他被庭院裡蘋果樹果實墜落打種頭部的故事。另外莎士比亞也是在1593年倫敦劇院因瘟疫關閉時轉向詩歌創作，之後又因為鼠疫爆發，官方規定每周死亡超過三十人劇院就不得開放，也在那時莎士比亞產出最多著名作品，如李爾王、馬克白等。俄國文學家普希金也是在隔離的三個月內完成代表作。
作者提出這些在科學與文學、藝術領域的案例，想讓大家了解歷史上創造力是帶領人類復原的希望。當面臨困境，人的潛力往往都會被激發。
時間
Some days felt longer than others days. Some days felt like two whole days.
有些日子感覺比其他日子長。有些日子甚至感覺有兩天那麼長。 Joshua Ferris 《Then we came to the end》
在封城期間，每天好像沒有盼望，無止盡地重複，感覺好像過了很久，可是回頭看，又覺得時間過得好快，幾個月就過去了。就像愛因斯坦簡述相對論，男人和美女約會一小時感覺像一分鐘那麼快，但坐在火爐上一分鐘卻像一小時那麼久。在隔離中時間的感知似乎也變了，作者希望讀者重新思考自己與時間的關係，體認到時間的寶貴，在這步調飛快的世界，一切都幾乎以實時行進，近乎壓迫到我們無法感知時間。如果這次的暫停能夠讓我們在緊迫的工作中喘息，關注周遭環境的四季變化、孩子的每日成長、和家人朋友小聚的珍貴時光、因空汙減少而再現的藍天白雲，疫情重整我們對時間的觀點，把握有限的今生盡可能愉快而不留遺憾。
消費
許多產業分析師預估疫情後會有報復性消費，但看起來很可能不會發生，特別是近期有許多運費漲價、碼頭塞港和卡車司機缺工等狀況。許多人在疫情後可能價值觀改變，減少衝動消費，會開始環境保護與公平貿易相關議題，而且因為經濟低迷，治安狀況不佳，歐美有許多零元購、攻擊其他族群的犯罪事件，帶著奢侈品出門似乎不是明智的選擇。
作者預言炫耀性消費將成為一種令人厭惡的負面標誌，透過炫耀貴重物品的土豪行為來展示自己顯得過氣。舉日本為例，在泡沫經濟破滅之後，炫耀性商品消費大幅降低，如今更時尚的是斷捨離的極簡生活。過度消費不等於幸福，而且消費主義下慾望無窮的人們反而更不開心，疫情過後人們也許能認清瘋狂購物無法帶來幸福感(或是稍縱即逝，很多人應該有體會過買完東西的空虛感)，而且還造成地球的許多負擔。
大自然與幸福感
作者指出大自然能夠療癒身心，在這樣混亂的時期裡更是一劑解藥。如果太久沒親近大自然，人的身心都會產生負面影響。隔離期間大家才意識到自己多想念陽光和路樹，因此法國在封鎖期間還是同意讓人民去戶外一段時間。
應對方式及結論
疫情讓隱藏的顯露，讓緩慢的加速，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是貧富不均、地緣政治風險、環境汙染、公共赤字和缺乏有效全球組織，而疫情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讓這一切疊加走向毀滅嗎?
作者點出危機迫在眉睫，如果大家不行動就為時已晚。因此他們呼籲全球合作啟動「大重整 The Great set」來解決根深蒂固的弊病，抓住機遇反思過去的錯誤、重新建構更理想的世界。
二戰讓歐陸國家意識到國際合作的重要，並且意識到食物和醫療分配的好處而成為福利國家。作者引用歷史作家賈德 · 戴蒙(Jared Diamond)提出的四個生存風險:
- 核威脅
- 氣候變遷
- 森林、海產、土壤和淡水的利用不可持續
- 全球生活水平巨大差異
藉著這次危機也許能夠產生足夠的動能去解決以前大家都不願意面對的問題。我們會發現擁有比自己以為更強大的能力。可以的話，就從自身的小小改變做起。人們也經由這次意識到我們需要和自然母親產生聯繫，傷害她就是傷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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