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續上篇超越金融 索羅斯的哲學（上），本片簡介中間兩章「開放社會」「資本主義與開放社會」。
隔了近一年重拾這本書讀第二次，因為疫情和選舉將至而對社會制度的缺失有諸多體驗，眚中有些地方更明白了，因此更欽佩索羅斯超越世人的睿智。
開放社會
索羅斯師承波普爾提倡開放社會，但他卻到後期才體認到他們兩個對開放社會的認知並不一樣。
波普爾認為能夠進行自由政治討論的社會，追求真理（認知功能）是優先於追求利益（操縱功能），然而索羅斯發現民主社會的政治人物的主要目標是當選、執政優先於追求真理，因此為了當選他們會使用操縱功能去影響選民的認知功能。而許多選民也樂於被操控，這讓索羅斯直言壓抑異議的獨裁做決策可能比被嚴重操縱的民主還有遠見。
近期比較知名的民意操弄事件有臉書的劍橋門，顯示社群軟體可以影響選民的意向。索羅斯曾讀到在紐約時報上布希政府智庫朗-薩斯金德(Ron Suskind)的文章寫道：「我們行動時，就是在創造自己的現實。當你們研究這一現實時你們會審慎地研究我們會繼續行動，創造新的現實。」對此他才改變態度，注意到後現代主義對人心的過度操縱，識其為易擴散謬誤(Fertile fallency).
易擴散謬誤 Fertile Fallency
所謂的易擴散謬誤是指一些理論因為在特定領域適用，很容易被過度延伸至並不適用的領域，儘管這個理論包含部分真理，但仍無法一體適用。
啟蒙期謬誤 Enlightenment fallacy
與後現代主義的操縱相反的是忽視操縱功能的啟蒙期謬誤。
索羅斯明確指出啟蒙時代的思想家深信理性與科學，他們認為透過觀察能夠解釋世界運作的法則，這個精神在研究物質世界可以運作良好，但是他們忽略了人的不確定性、反射性，以至於用自然科學方式來研究人類社會的經濟理論屢屢失靈，就如同牛頓的科學法則不適用於微觀量子世界，這就是他說的啟蒙期謬誤(Enlightenment fallacy)。
民主制度的立意良善，但發展到近代被許多有權勢財力的階層掌握，用輿論等媒介來帶風向影響公眾利益。
後現代謬誤(Postmorten fallacy)是典型的聰明反被聰明誤，就是因為事實和操縱者的理想不符才會計畫操縱，但是當風向完全背離客觀事實，就會形成泡沫，進而在末來引發危機反噬。
開放社會 Open Society
索羅斯一直致力於追求建立開放社會，但他認為開放社會的前提是人民有面對事實的勇氣、追求真理的決心，否則很容易讓巧言令色的政客奸商上下其手。有鑑於此，開放社會的建立既是目標也是手段，曾經歷過納粹歐洲的索羅斯特別強調個人自由、集會結社與言論自由的重要，成功的開放社會是人民敢於對統治者說實話。
資本主義與開放社會
本章一開始索羅斯直言資本社會的問題是「代理問題 agency problem」，選民選出代理人，代理人理應代表委託人的利益，但是他們卻往往反客為主，把自己的利益擺在委託人之上，身為選民的我們似乎無可奈何。他曾提過「資源詛咒」這個現象，即自然資源富饒的國家多有貪腐、獨裁與内亂等問題，導致該國生活條件比沒有自然資源的國家更差。
原因是資源屬全體國民，但作為代理人的政府官員往往將個人利益為優先，收受賄賂，損害公眾利益，這也是所有民主代議制度的問題根源。
索羅斯指控市場教義派認為只要人做出對自己有利的決定就是對整體有利，完全忽略了道德倫理的重要性，將人視為單純被經濟利益驅使的動物。市場雖然有隻看不見的手，但這隻手背後其實是制定規則機構的有形之手。
有心人士刻意將資本主義和市場機制混為一談。市場機制是不講究道德的，竊盗來的一元和辛勤工作賺來的一元等值，也因此形成有效市場，因為一個人不參與很快有人可以補上。市場機制適合讓個人自由決策和他人交換價值，但不適合延伸到政治事務上。政治決策的考量必須包含道德。
索羅斯常被問在股市賺那麼多錢是否感到罪惡？他的回答是他在成為有影響力的名人前，他的投資決策並不含道德考量，言下之意當他的言行會影響社會時，他就要考量道德標準。身為基金經理他也大力支持政府對基金監管，即使這對身為基金經理的他個人不利，但對公民有利（而他同樣具備公民身份）。
而市場教義派讓市場的不道德性渗透到政治領域，政治人物花大錢選舉難道是為了做慈善？他們當然會想辦法撈回本，造成現在這個失靈的民主政體，政治人物為金主的利益服務，卻忽略本職是謀求公眾福祉。有錢有勢的金主甚至推動制定對他們有利的法規，這就是為什麽金融風暴後許多銀行高層可以逍遙法外，大眾卻被迫要拿稅金去收他們的爛攤子。
索羅斯提出的方法很簡單：劃分市場參與和政治程序的界線。在參與市場時可以盡可能自由追逐利潤，但參與政治時必須納入道德考量。有些是公眾利益型的產業如水電交通、媒體、教育和醫療是否不該以利潤至上都是他認為大眾應該思考的問題。而許多舌燦蓮花的政客會佯装謀求公眾利益導致選民很難辦認因此民主政治運作成敗還是取決於組成的人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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